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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打电话问老家的杨大夫给我寄的药怎么跟之前的药不一样呢，还叫阳芳去他那儿拿了药方给我传真了一份。当拿到药方和寄来的药对比时，发现几乎完全不一样——原来杨大夫只是随便给我抓了点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药来敷衍我。我甚至还把杨大夫的药方和剩下的那一剂药以及师父按药写出的药方当做证据留着打算寒假回去找他。接下来的日子我还是在师父那儿继续吃药和学习，但是语言和性情发生了一些变化：把曾经的“为什么”变成了“凭什么”，也不再像曾经那样任同学室友们怎样我都无所谓了，而变得有些激进或冲动，还会反驳“因为我不会再任人宰割”！ 寒假回家后，我和发小阳芳去过一次杨大夫那儿，但当他问我到底药有什么问题时，我却难以启齿。回到阳芳的澡堂后，我感觉自己极度无用和无助，既不敢把此事说出来，也知道这些药方和药材其实根本就没有一点法律效力。我甚至想过找人私下泄愤，可是我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为我出头的人，因为我家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出身。我也不敢把事情闹大，因为那只会损害作为女性的我的清誉和名声。当我含着眼泪把保留了一个学期的证据烧毁的时候，我只能泪如泉涌…… 春节后就是2009年了，还是因为病情没有显著好转，父母着急我也无言以对。开学后我跟师父说要不我去湘潭市中心医院的中医看看吧，师父自然不会强留。湘潭市中心医院的中医大夫也没把握，只是尝试。4月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宣称能治愈多发性硬化的益髓颗粒，还把网上抄的药方拿到中心医院去问大夫这药怎么样，大夫回答说“这病目前也没办法，要不就买来试试吧”。于是我就跟爸妈说了，他们也给我寄了两千多元让我买了一个疗程的“尊皇益髓颗粒”。本来说的是买一个疗程的药送一盒，但我收到药后发现没有送的药，我就打电话问卖家怎么回事，卖家说等我吃完了买下一个疗程时再送——我马上就感觉上当了！不过我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按说明吃了益髓颗粒，一个疗程快吃完了也没感觉有任何效果…… 大约是五、六月的一天早晨，我买好早餐走出食堂后在下台阶时突然感觉有点头晕且双腿非常僵硬，恍惚中就一下摔到了台阶下面的人行道上，顷刻间我就感觉嘴里很疼且看到地上有血迹。路过的善良的校友马上就扶我起来问我怎么了，严重吗？我淡淡地说着“谢谢，我没事”，然后就慢慢地走回了寝室。回到寝室后，我用水漱了口，也从镜子里看到一颗门牙少了一半，说话也有些漏风。之后我就叫彭倩陪我一起去口腔医院做了治疗，但发现那儿的收费比较贵，大夫也很高傲。后来我就改去了中心医院的口腔科治疗和做烤瓷牙。 暑假回家后，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躺在凉板上睡午觉醒后感觉自己的裤子是湿的，也看见地上有一滩水——我完全不敢相信已经21岁的自己竟然尿床了。后来，我又想起上半年一个节假日在湘潭的爷爷奶奶家看电视时说到了手遇冷变色的雷诺现象，而且从去年冬天开始自己的手也会遇冷变红、紫，加上多发性硬化也与免疫有关，我想会不会自己也应该去看看免疫科呢？而当时听说北京协和医院非常好，尤其是它的免疫科，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个专业、全面的免疫科。于是我跟父母说想去北京看病，他们把为我准备的下学期的学费5000元给我踏上了去北京的旅途。 那时我的高中同学贾玲在重庆大学上大学，而且暑假在重庆实习，我就叫她帮我买到了8月5日重庆到北京的卧铺火车票。而高中同学包红玲在北京上大学而且暑假留在学校练习国庆时走方队，我也让她帮我查询、了解了一些协和医院和附近旅馆的信息。等我在火车上待了36个小时后到达北京时已经是7日早上了。我下火车后直接去乘坐开往协和医院的公交车，可我刚上公交车还没站稳时车就开动了，害得我踉跄地摔了一跤。当我到达协和医院挂号处时免疫科的号早就挂完了，而且我还感觉自己在公交车上摔了一跤后有点头晕，腿上也有点血迹，于是我就挂了急诊的号。急诊大夫问了我的情况，看我的伤势也只是一点皮外伤，说应该没事。我还问急诊大夫能不能把我转到免疫科，可是大夫说不能，我就只能失望地走出了医院。在挂号处外，站着、坐着或躺着很多人，听说基本都是为了来看免疫科的，可号源非常有限，而每天下午4点会有工作人员发编号，领到的人就得在那儿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挂号开始，因为毎隔一段时间工作人员就会叫一次号，如果叫号时人不在的话号就作废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会是这样，要让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的虚弱的病人在此等候十几个小时，原来看病难尤其是指的协和医院免疫科。我想着当天是周五，干脆先去附近的旅馆安顿好了下周一早点来挂号就是。 周一早上，我四点多就起床打车去了协和医院排队挂号，幸运的是我挂到了免疫科的普通号。当大夫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就给我开了化验单，一共10项检查，9项都是查血，而化验结果要等一周后才能全部出来。然后我就回旅馆休息了，可第二天想到既然来了，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去看看神经内科呢？于是，我次日早上又早起到协和医院挂了神经内科的号。大夫看了我提前准备好的所有病历和检查以及自己手写的当前所有的身体特征，夸我是久病成医并为我做了简单的查体，最后肯定地说我的病是视神经脊髓炎，并建议我可以暂时停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很大但却并没有多大疗效，除非病情特别严重再用激素。我还咨询了大夫关于在网上查询到的倍泰龙和非编码小RNA的信息，大夫说参与药物实验是选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的患者，我还不符合要求，而病因等信息是科研人员的事，叫我不要多想。当我把自己在网上买的尊皇益髓颗粒给大夫看时，大夫只说了一句话：“这肯定不是医院的药”。 8月17日上午，我又去协和医院拿到了所有的化验单，大夫看了这些化验单后，说虽然化验结果有些异常，但不能确定有什么免疫方面的疾病，建议我一年后再去复查。刚好包红玲这天不用训练，就到协和医院来找我了。从医院出来后我们就去附近的火车票代售点买了第二天回重庆的火车站票，然后还去西单逛了会儿。第二天上午包红玲又到我这儿陪我吃了午饭后就送我到北京西站上了火车，临走时她还硬塞给我200元钱。 在比肩接踵的火车上挤了24个小时后我终于回到了重庆，然后转车回了家。可回到家，父母却说特意去北京看病居然一点药都没开，那不是白去了吗？（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看病就是去买药的，不管是良药还是毒药，只有开了药才算看病。）之后，父母又带我到镇里的一个地摊上去看并抓了点药回去。等我吃了那个江湖郎中随手抓的一些不知名的粉末后不久便开始严重腹泻，到最后拉出来的就是一些黄水。我感觉自己都快虚脱了，可爸却说或许拉完了病就好了呢——我真的很无语甚至快崩溃了，决定再也不会相信家里的那些江湖骗子，也不再理会父母的苦口婆心。然后我就彻底停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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